ku娱乐 首页官网-公共政策专家:幸亏有钟南山,但不能只有钟南山

2020年1月31日 0 Comments

  关键还是要让一线的医生有权力,这样医院里就会有很多个钟南山来把关,传染病防治体系就能转变为多中心的、扁平化的、以医生为中心的防治机制

  来源:中国慈善家杂志 ,作者毛寿龙

  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第十六条规定,传染病的菌(毒)种分为一、二和三类。鼠疫、霍乱和天花,是一类;肝炎、狂犬病、登革热等是二类;流感病毒是三类。

  2003年的非典病毒和这次的新型肺炎病毒,都是冠状病毒。2003年的时候,冠状病毒不在传染病目录里,后来有关部门把它列入传染病目录里,为二类病毒,但按一类管理。

  2019年底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,也不在传染病防治法目录里。2020年1月20日,有关部门把它列入传染病防治法的防治目录里,也是二类病毒,按一类管理。

  2003年的冠状病毒,先是在广东出现并传播,一直传播到北京等地。2019年底出现的冠状病毒,先是在武汉出现并传播,然后传播到全国各地。这两者都不在传染病目录里,所以地方没能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启动相应的应急行动。

  以上两次疫情发生后,都是在国家卫生管理部门把病毒列入传染病病毒目录之后,各级政府才启动二级或一级响应,但都是为时已晚,病毒已经扩散到全国。中国不得不花费大力气,以举国之力,用最原始的方法、最原始的手段,隔离人群,来切断传播的链条。付出代价可谓巨大,但也无可奈何。

  机制之困

  传染病防治法规定,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情况,增加或者减少菌(毒)种的种类。这一规定,使得增加或者减少传染病毒或者病菌的权力,集中于卫生管理部门。

  但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并不直接接触病毒,直接接触病毒的是一线的医生。然而,医生所能做的只是患者的咽拭子检查,也就是提取咽喉部的分泌物。提取分泌物后,要进行病原微生物培养,同时对感染的病原微生物进行基因序列检测,确诊则要用诊断试剂盒,病毒检测需要核酸检测试剂盒。

  好医院有条件自己培养病原微生物,但没有试剂做进一步确认。一般医院则没有这个条件。所以一般都交给疾病预防控制中心(CDC),或者相关的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培养。CDC有诊断试剂盒—一般在地级市CDC就有这个设备。

  地级市CDC用诊断试剂盒确诊后,要报给省级CDC复检;省级CDC确认复检后要报给国家CDC;国家CDC确认是某个病毒,而且具有人传人的传染性后,要报告给国家卫生管理部门;有关部门再根据情况,决定是否列入传染病毒的目录。在这一过程中,所有信息严格保密,医生、各级CDC都无权向外界报告情况。

  针对这次的新型病毒,因为刚开始没有试剂盒,所以最好的处理方式是依靠医生临床判断和摸索、探索,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提出响应的防疫措施。但在现有的机制下,医生的临床判断和宝贵的探索,并没有形成有用的政策信息,占主导的仍是行政管理体系。

  其结果是,无论是非典的冠状病毒,还是这次的新冠病毒,都没有能及时准确判断肺炎的准确原因,没有及时发现病毒存在人传人的特性,所以也就没有及时把病毒列入法定传染病毒目录。

  治理之变

  幸亏中国有一个钟南山,他虽然在广东,不在北京,但在2003年,他以专家身份指出,非典型性肺炎的病原是冠状病毒感染,而不是衣原体细菌感染,从而否定了当时的国家卫生管理部门的决定。

  2020年1月19日,他和团队到达武汉,又指出武汉肺炎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,而且已经发生人传人,是二类传染病毒。钟南山以临床经验为基础进行了判断,国家卫生管理部门接着把新病毒列入国家传染病病毒名录,各级政府启动一级响应。

  但即便如此,无论是非典型肺炎,还是新型肺炎,在钟南山做出判断的时候,都已经大规模爆发。大家都认为,是地方政府瞒报造成的,非典时期北京市市长还因此引咎辞职。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大爆发,大家也认为是武汉市政府没有及时披露相关信息,要求武汉市长下课。但从武汉市长周先旺的说法来看,武汉市政府这次是因为内部运作不够及时,出现了延误。而这个延误,最终是钟南山到武汉后才被纠正。

  钟南山因为超高的专业水平,一下子当了两个国家级专家组组长:2020年1月20日,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召开发布会,钟南山任专家组组长。2020年1月21日,新型冠状病毒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组第一次会议,钟南山任组长。

  钟南山当了组长,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事情。未来,作为国家专家组组长,他可以在第一时间就准确判断肺炎感染的是细菌,还是病毒;会精确判断该病毒是否属于人传人病毒,并及时决定是否列入国家传染病防治病毒目录。根据这些判断,各级政府决定是否启动一级、二级或者三级、四级响应。

  不过,不好的消息是钟南山在非典的时候是67岁,今年已经84岁高龄。显然,要避免下一次出现类似的问题,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钟南山组长身上,而是要寄希望于机制的完善,或者说是治理能力的提升。

  所以,关键还是要让一线的医生有相应的权力。如果医生有权力,一旦发现有传染病的苗头,就可以像内蒙古医生处理鼠疫那样,自行启动特定的响应机制,而不需要一次次找CDC,一次次去找卫生管理部门。

  这样做,也许会有很多虚惊,但小小的虚惊,带来的是持续的警觉,从一开始就把传染病有效地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。至少,不会让病毒在医院环节继续传播。而一旦医生发现可疑的发源地和传播源,CDC和各级卫生管理部门就要给予配合,对其进行相关的处置。

  如果这样的话,医院里就会有很多个钟南山来把关。全国的传染病防治体系就能逐步转变为多中心的、扁平化的、以医生为中心的防治机制。

  疫情终将过去,防控疫情的努力永远在路上。在强调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,武汉疫情给我们留下的思考才刚刚开始。

  (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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